9月16日，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邀请25家头部企业参加生猪产能调控企业座谈会，主要讨论能繁母猪产能控制问题。而在此背后，是我国养殖行业依然存在周期性波动。同时，还需警惕生物防控风险、环保政策带来的养殖成本压力等。
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、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告诉记者，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已从2021年的53%升至2024年近70%，前十大养猪上市公司出栏量占比在2025年上半年达到了23.7%。
不过，这种规模化趋势同样引发争议。
在上述座谈会上，参会代表发言称，目前我国生猪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，前3家企业市场占有率已接近20%，前30家超过40%，前300家高达65%。与此同时，生猪价格持续走低，养殖端亏损面扩大至65%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头部企业却仍在凭借成本优势逆势扩张，中小养殖户生存压力加剧。
不过，在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高级分析师徐洪志看来，和发达国家（美国）相比，我国养殖行业的规模化水平还是很低的，提升空间巨大。但是，在此过程中，要注意垄断风险以及生物安全风险与系统脆弱性。“疫病防控难度会成指数增长。某个巨型养殖集团或核心产区发生重大疫病（如非洲猪瘟），可能会通过其庞大的供应链体系迅速扩散，对全国猪肉供应造成毁灭性打击。相关企业在联合扩张的过程中，要把握一个度。”
朱增勇认为，政策明确要求淘汰低效产能，这意味着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拼规模，而是看质量，管理能力弱、资金实力不足的散养户会继续退出市场，客观上促进了行业的优化升级。但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凭借其养殖量调整灵活、劳动生产率高、更容易实现种养结合等优势，通过转型后能够融入现代产业体系。
“头部企业应当发挥科技和管理优势，聚焦育种研发、成本控制、产业链延伸，做好产业链组织者，发挥联农带农的责任。中小养殖企业应当选择差异化特色养殖，或与头部猪企合作，融入现代产业链，做好专业化补充者。总之，当前养殖主体处于数量下降、质量提升的时期，不同主体间能够形成一个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、互利共赢的新业态。”朱增勇表示。
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规模化的优势，还得注意它的劣势，毕竟是把双刃剑。
1、市场垄断
如果行业过度集中，少数几家企业占据过高的市场份额，可能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影响价格，甚至可能形成隐性联盟，损害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利益。
2、生物安全系统性
规模场生物安全水平提高，疫病防控能力增强，但一旦发生疫情，由于其存栏量巨大，对全国生猪供应的冲击也会是毁灭性的，就会形成了系统性风险。
3、环保风险
如果环保措施不到位，超大规模的养殖集群会产生巨量的粪便和污水，给局部地区的土壤和水体带来巨大的环境承载力压力。
4、种源风险
规模化企业普遍追求同一优良品种（如杜洛克、长白、大白），可能导致我国地方猪种遗传资源进一步被边缘化，生物多样性减少，长期看存在种源安全风险。
5、影响社会结构
散户大量退出，行业洗牌，数以千万计的传统散养户被迫退出行业，这是最直接的社会影响。
虽然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，但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更高，传统农民需要经过培训才能胜任。
生猪养殖业从一个“低门槛”的副业，变成了一个需要大量资本、技术和管理能力的“高门槛”行业。
总而言之，生猪行业规模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，它带来了效率、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显著提升，但同时也伴随着传统养殖户退出、环境集中压力和市场垄断等新的挑战。
对政府来说，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，防止市场垄断，鼓励合作经济模式（“公司+农户”升级版），支持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，保护好地方猪种资源。
对企业来说，在追求规模效益的同时，必须承担起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，关注动物福利，打造可持续的产业链。
对行业来说，最终会形成一个以大型龙头企业为骨干、众多专业化家庭农场为补充、两者协同发展的稳定产业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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